是什么使得苗族如此热衷教育?获得城市教育资本的优秀学子为什么主动回乡?难道所谓市场经济规律在这里失灵?
穷人的学校，苗家最高学府
石门坎教会和学校系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和肄业共约三十余人，进入神学院的七人，有两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进入外地中学、中专的大约二百余人，在石门坎初中入学的学生五百多名，培养小学生四千多人。20世纪50年代，这里的尖子学生可以直接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卫生或科学事业服务，至今仍有一批石门人才在政府、学校或科研机关任职。
因此，石门坎学校在村民心目中就是苗家“最高学府”。最难得的是，这个学府建在一个自古来无人知书识字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平民学校，更是穷人的学校。
朱焕章校长编写出版的《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又称《平民夜读课本》，其中平民教育的内容占了相当的篇幅，作者向苗族疾呼： “你读书，我读书，大家读书知识高。”该书第一册十四课写道： “我是农夫我应当读书，你是工匠你应当读书，他是商人他应当读书。学读书学写字，不再做瞎子来做新民。”作者选取了许多古代穷人勤奋读书的故事，启发和鼓励苗族战胜困难，刻苦读书。苗民喜欢这套四册课本， “手不释卷” (杨明光，2003)。正是这一套书，带领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村民脱盲，摆脱愚昧无知的境况。它通俗浅显，是直接面向穷人的教材。
学校兴建之初，四方苗族纷纷参与。当时缺乏经费，一时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然而贫穷苗民极肯牺牲，尽量捐助，“他们来聚会时，每人带一百线钱，这样集腋成裘，一年之间，竟有一千串。此外他们又牺牲时间，派工服役，或挑土，或和泥，或做瓦，或砌墙，或砍树，或填地。大家和衷共济，欢天喜地的工作。不久礼拜堂落成，举行了盛大的辟门典礼。”[45]
石门人这样回忆，“由通角寨苗族负责护林和砍伐解板，由各地的苗族义务工搬运到石门坎来。在修建校舍中，他们非常积极，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不惜出力献劳。近在几十里、远则一二百里，长途跋涉……他们对修建学校培养自己子弟，怀着迫切的期望。因此，石门坎光华小学是当时苗族人民用几千年来当牛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汗水凝结成的。苗家如饥似渴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心情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46]这样的文字，石门学校已故校长王绍纲一字一句抄录在笔记本上。
历史上，苗族特别是西南边区的花苗是一个被统治被压迫的族群，彝族土司和土目是本地区的统治者，清初改土归流后，土目地主仍控制着基层政权和基层经济，剥削榨取，“苗民尽为其佃奴”。汉族晚些迁入，随着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管理的加强，汉族人口增长也加快，以自耕农居多。在这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苗族一直与文字无缘，完全被排斥在教育制度和教育系统之外。在外人看来，苗族是最落后的“部落民“。《苗族救星》一书描写了传教士眼中的苗族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文化落后，生活艰困，以致苗民蓬发垢面，短裙赤足，陟冈峦，履荆棘，语言纷歧，风俗庞杂。”[47] 苗民“除纳租土司外，还要为土司服务，例如建筑房屋，供给燃料，猎取野兽，听候差使。如遇丰年，仅可糊口，偶遇歉收，就不免冻馁了。因此，他们的生活，异常困苦，男女赤足，常年忙碌。农事甫毕，立即牧畜，伐树砍柴，以供土司之需要，虽终年勤劳，却尽为土司所享受，所以苗民的生活，大多是困难得很。” (同上，第42－43页)
1951年，在教会人员离开、人民政府尚未接管之际，石门坎学校缺少经费十分困难，学校召集各方人士商议，一位学生家长发言：“知识高，益处多，这所学校是我们苗家最高学府，必须好好办起来”。与会者热情发表意见，表示哪怕一把一把捐粮食也要把学校办下去。
深入苗疆，开办完全面向穷人、服务穷人的学校，这个行动顺应了社会底层的花苗族群“如饥似渴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群体要求，这是现代教育成功进入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求学故事
石门坎的教育怎样办起来的，当年学生的切身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怎样求学?
那些为石门坎做出大贡献的教育家、医生、政治家，很多并不真正出生在这赫赫有名、苗家称作卯岭南的村落，石门学生来自远近二十县。这些人出生在另外一些和石门坎一样贫穷的村寨，父母必定听说有个善待苗家的学校，才翻山越岭把年幼的孩子送来发蒙。父母是为孩子也为家庭作一次试探和祈福，自己返回祖祖辈辈的困苦里去，而这孩子则开始了特殊的石门坎人生。
石门坎第一班是初发蒙学生而不是学龄儿童，是具有劳动能力生活自理的成年人，边学苗文边学汉字。很多老人记得这批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王西拉，入学时已经年近半百。他没有上学前，素性好饮过量酒，是当地有名的酒鬼，并相信端公神鬼。王西拉在学校彻底改掉酗酒之习，不再相信鬼神。他非常刻苦，孜孜不倦，和青少年同学共同拼比学习，不久掌握了不少汉字，能够畅通无阻、流利地阅读圣经。
现居昆明的朱爱光先生记得学生生活的生动场景：球场上龙争虎斗，教室内外书声朗朗；树阴下三五成群学生在潜心复习。集会、出操号声响彻山谷，荡扬数公里之外。同时，学生生活又是艰苦的。
“石门坎这个名字如同一块强有力磁石吸引着方圆百十公里内的各族儿女；远的来自云南禄劝县……背上包谷面要走12到15天，再是东川、大关、威信、四川珙县等，近的如黑石头、四方井、葛布、木槽、大坪子、咪珥沟、奎香等，路程都在一两天。学生都是从家里背粮到学校自己煮吃的，路程近一点的，一两个星期请假回去背，或家长送来；较远一点的，就在老家把粮卖成钱带到石门坎再买，好在学校想得周到，建盖了一栋磨房供师生磨面。”
“一栋宿舍有三间，每间住10-15人，楼上睡觉，楼下生火煮饭，三五人自成小锅小灶，大家友好相处。菜，学校专门置有小块土地供学生种植。煤，大家到后山去背。包谷饭加红豆酸菜汤，倒也促使大家刻苦读书。
“冬季，都是单薄衣裤和草鞋，于是上课时有的同学只得提上个手暖木炭火炉；夜间，一床薄羊毛毡半边作垫半边盖，寒冷难眠。夏日，又是那多如牛毛的壁虱咬得难入睡。记得一位军人总结出：一吹熄灯号它就排队出来了!我们也体验到，一进入被窝，它们就发出喳喳信号，呼应而出。”[48]
王德光老师记得父母如何省吃俭用供自己读书，他的家天生桥离石门坎有七十多里远。
“我失学三次，初小失学一次，高小失学一次，中学失学一次。在石门坎中学的时候，每隔七天回家，去背一点粮食，然后自己做着吃，下课的时候，自己抱一把柴，自己烧火，搅一点稀饭。但是有一次要考试了时间紧，我和一个同学跟家里带个信说：希望老人从家里
走到租嘎河那里送饭给我们。我们从石门学校跑到那里，两边相遇，然后他们沿原路回家，我们也回学校。跑到那以后，正是河水大，两家老人必须把裤子挽到这里，才能够渡过。等渡过河一看，我老父亲骨瘦如柴，腿这么细，没有吃的，熬够了……我流着眼泪背荞面回学 校。搅点稀饭，一搅呢，都是碎石啊、砂啊，很多。后来才知道是老人去山上打场的时候，去扫那些进到场边边的荞麦粒来磨的面。”[49]
少年王德光曾经三度因贫困失学，第三次失学时，他在一个毛纺厂做小工，被朱焕章校长发现。校长把这个学生和他的父亲请来，要求他一定要回来读书。
“朱校长把老父亲叫去他家，就说：老爷爷，我们这个学校就是给穷学生办的，让德光回来吧。没有学费交也没有关系，没有吃的我们可以想办法。……人呐，苦尽甘来，我们背重担，一定要走到很累，在很累的时候你再休息会觉得舒服。”
吴善宇老人说：“教会筹集有一部分资金，成绩好的被保送到其他学校，由英国人带起走，用教会的钱来扶持他读书。这样，苗族人才在这些条件中慢慢得到温暖，才爬起来学做人，才走向博士这个过程。如果没有教会，他们是不能上到这些高位置的。”
随着教会学校的大量创办和开拓经营，苗族在教区内初步具备了一些自我发展的能力，苗族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石门坎的学生最初仅为穷困的苗族子弟，以后逐渐扩大到彝族地区，彝族子弟也纷纷来读书。苗族学生一般是在各初级小学毕业后升入石门坎光华小学，光华小学毕业后，成绩优异者升人中学，绝大部分学生仍回家务农。在中学毕业中，又选拔优秀者到外地的大学继续深造。这是苗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办学故事
石门坎光华小学自l917年开始，历任校长都是苗族。甚至最令石门人骄傲的吴性纯先生，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学成回乡，也在小学执教。博士办乡村小学，也是十分罕见的文化景观。
吴性纯博士(1878一l979)出生石门乡年丰村苏科寨的贫苦苗家，就是我们进住的村寨。他的成长轨迹：就学于石门坎光华小学、云南昭通宣道中学，由教会资助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深造。品学兼优，l928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是滇东北次方言区苗族第一位大学生。吴博士回乡创办石门坎平民医院，填补了苗族没有西医空白。他同时兼任光华小学校长，办学出色，既注重课堂教学，也注重素质教育，组织丰富的体育活动，在苗家节日端午节举办盛大的运动会远近闻名，使得原先民间的端午习俗焕然一新。
吴性纯校长为启发学生刻苦学习，给光华小学校歌谱曲，歌词由赫章县徐宝珊先生创作：
威宁西北乡，邻毗昭阳，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
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意渡重洋。
拍七数风琴，吹芦律笙簧，
音克谐兴悠长，齐声高唱大风泱泱。
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
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
要学那惜阴大禹，寸昝无荒，
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
教育家朱焕章(1903—1956)，出生在龙街镇天生桥金家湾子的佃农家庭。成长轨迹：石门坎光华小学、云南昭通宣道中学，毕业后回到光华小学任教。教会资助，就读于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教育学。学成回乡，被邀请到云南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考虑到苗区同胞真正能到城市念书的人太少，因此，他辞去城市的高薪工作，再次返回生活不便、夜无电灯照明的石门坎，栖身与陋室之中，重新过起艰苦的生活。1943年他创办第一所苗族中学，任校长。1946年初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曾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后任校长杨忠德回忆建校过程的艰辛说：“朱焕章来石门坎，钱无一文，房无一间，情境非常艰难。我当时是在国立西南师范彝良寸田坝实验小学，因学校停办，就应朱焕章的邀请来石门坎协助他办学校，任教导主任职务。在这种无钱无房的情况下，朱焕章未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鼓励我们，尽管在生活上困难一点，也要下最大的决心把中学办起来。朱焕章一家八口人，多数时间是洋芋瓜儿当饭。经过不遗余力的准备，我们开始招生了。1943年秋季，我们招收了第一班学生共86名。有了学生，有了教职工，学校虽然非常简陋，但已具雏形，苗族三四十年的愿望实现了，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牌子，也随着出现在石门坎坡上。”
“l 945至l 946年期间，学校相当困难，收到的一点学费和教会的那点钱，都按家庭人口多少分着维持生活。教职工同学生一样，夜无被盖，寒冬无棉衣，他们穿草鞋，着麻布，饭糠秕，但心情是愉快的。凛冽寒天，冷风刺骨，惟办学之心，教育之责，从未须臾松懈，特别是那远道求学的学生，在校忍饥受饿(有些学生无盐无油，三升苞谷吃一个月)，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精神，更坚定了我们办学的决心。" 《威宁文史资料》第三辑：《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及其教学活动》)
石门学校的教师来源也是开放的，办学初期，由柏格理牧师在昭通聘来的汉族和回族老师任教，共15人。直到10年后培养出一批苗族老师，汉族老师才陆续离开。汉族老师和苗族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待遇低微。
自l905年开办至1949年的44年间，石门坎学校从未停办过。即便是1919年与1923年出现大灾荒的年份里，学生入学人数减少，但是学校也照常坚持开课。杨明光先生说， “学校从未停办的原因，不是教会给教师薪待遇高，相反教师待遇极其低微。”
吴善宇老人说“那时父亲在石门教书，母亲也跟他一起去，那时候工资太低了，养不活家人。”据杨明光先生回忆，一年只有六块银元，只够当年盐钱，只能解决吃饭问题。老师衣食来源，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的包谷学费维持，如果学生少，只有靠家中自产的包谷维持。教师尽管享受微待遇，但是有保障，不克扣。因此，教师安心工作，按时开课，风雨无阻，灾年也不间断。
石门坎发展时期人气兴旺，关键在于，石门坎教育系统不仅是培育人才的摇篮，也是塑造人才的基地。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就决定择优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从此石门有了苗族教师，包括苗族女老师，此后送出去一批批孩子到外面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石门学校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担任，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不论出生在哪里，许多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与石门坎紧紧相连，比如吴性纯校长、朱焕章校长、张斐然老师、杨汉先校长、杨忠德校长、汉族老师李司提反、钟焕然先生、刘映三先生，以及我所拜访的张继乔老人、王德光先生、杨明光先生、杨忠信先生和很多远在他乡的人，获得人们长久记忆和尊敬。就社会生命而言，他们本土化了，像生于斯长于斯的石门人一样书写着石门历史，为苗区教育倾心尽力。
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很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的今天成为人们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的乡亲，迅速地忘却了自己的由来。而石门的教育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这个根植于本土、吸收现代教育营养的“以苗教苗”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使得外部人才往来无阻。
